近期，区域经济数据揭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向，尤其是那些GDP超过千亿元的“千亿县”，其表现尤为亮眼。
截至2023年，全国已有59个县域的GDP突破千亿大关，其中昆山、江阴更是接近或超过5000亿，这一成绩在全国地级市排名中也能跻身前50名。除了GDP，这些县域在财政收入、人均收入、产业结构等方面同样表现出色。例如，它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遍超过5万元，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（3.92万元），义乌更是高达8万元以上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县域的消费水平同样令人瞩目。特别是浙江的乐清、义乌、温岭、慈溪等地，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均超过5万元，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消费水平相当。而农村地区的消费也不容小觑，这四个县级市的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均超过3万元，全国59个“千亿县”中，有45个县的农村人均消费支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（2.68万元）。
在当前亟需提振内需的时代背景下，县域经济的消费潜力尤为突出。全国有近1800多个县域（不包括市辖区和功能区），拥有近7.5亿人口，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。各大品牌也纷纷瞄准这一市场，喜茶、星巴克等高端品牌深入县城，与瑞幸、库迪、蜜雪冰城等品牌共同占据县城的大街小巷。
除了茶饮，县域对于家电、家装厨卫、新能源汽车等大件商品也有着强烈的消费升级需求。数据显示，双11期间，全国超过90%的县域地区都有消费者进行以旧换新。县域旅游的火爆也带动了酒店业的发展，多家头部酒店集团加大在县域的布局，财报显示，县域等低线城市是其经营向好的重要力量。
那么，这些县域为何能拥有如此高的消费水平呢？首先，县城居民的房产拥有率较高，近六成居民无购房欠款，住房花费相对较小，使得他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其他消费。从数据上看，一些“千亿县”在衣着、食品烟酒方面的支出比例远高于北上广，用于提升生活品质。
其次，县域居民在购车方面的支出也较高。近年来，各大汽车品牌纷纷进军县城，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也带来了很大的优惠补贴，使得县域地区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大幅提升。一些江浙地区的县，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汽车拥有量甚至超过北上广。
然而，高消费的背后是高收入。这些县域普遍藏富于民，而藏富于民的背后则是发达的民营经济和扎实的产业支撑。例如，浙江和江苏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两省，分别孕育了“温州模式”和“苏南模式”。温州模式以发展私营经济为核心，家家户户都开厂创业，人人当老板。而苏南模式则以集体所有制形式发展非农经济，尤其是农村工业。
以乐清为例，作为县域人均消费支出排名第一的县市，其最大的特点是“老板多”，不仅当地人成为老板，外来人员也在这里找到了成为老板的机会。乐清电气是唯一一个以县域为主导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，下辖的柳市镇更是被誉为“中国电器之都”。这里的电工电气企业多达1.4万多家，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。
除了城镇的“民富”，农村的“民富”同样值得关注。县域的产业发展为农民带来了大量的家门口的二、三产业就业机会，同时也带来了财产性收入，如集体土地租金分红、住房出租收入等。这样的农村实际上已经融入了城市发展系统，为农民提供了除农业之外的增收机会。
然而，并非所有县域都能像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域那样发展出强大的产业。中国1800多个县域之间的差异巨大，如昆山这样的县级市人口已经超过200万，而最小的县级市人口只有8000人。59个“千亿县”中，45个位于东部沿海的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山东等地，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只有14个。
这些中西部地区的“千亿县”要么位于省会城市腹地，要么拥有独特的区位或资源优势。而大多数中西部县城既无法像东部县域那样发展产业，也无法承接大城市的产业外溢，更多是被大城市虹吸。对于这些县域来说，复制东部县的发展路径并不现实，更合理的做法可能是寻找适合当地特色的产业，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。
例如，河南焦作的修武县，虽然人口只有25万左右，但依托当地的云台山发展旅游业，并通过全域旅游战略盘活农田、村庄、深山等资源，发展特色农产品、康养产业、高端民宿等。同时，提升乡村的美学经济，将废弃学校、村落改造成民宿、茶吧、书店等，既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，又提升了留守在乡村人们的幸福指数。
修武县还打通了连接各个旅游点的道路，与大城市连接的道路也得以畅通，吸引了周边地区的游客前来旅游。这一成功案例表明，对于以农村经济为主的县域来说，寻找适合当地特色的产业、提高公共服务质量、降低农民进城成本等是更为合理的发展路径。
总之，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因地制宜、因势利导。不同地区可以有经济上的分工，不必盲目照搬东部地区经验和盲目与其他县进行竞争。只有建立与县域经济发展适配的目标和规划，才能充分发挥县域经济的潜力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